“拿奖金是不可能的。有胆子就去国际足联，我不怕你。”
这是一场中超球队老板和球员之间的真实对话。
赛季开始前，他夸了很多，赢了就有奖。赛季结束后，玩家询问何时兑现奖金，老板态度傲慢，不予理会。
对于更多的球员来说，别说奖金，就连工资的正常发放都是奢侈的。
到2023年1月底，2022年之前的无薪俱乐部多达7家，其中包括老牌球队国安和申花，另外5家分别来自河南嵩山的神祖、沧州、广州、大连和龙门。
“发工资就像俱乐部给你一口饭吃。”一位玩家抱怨道。
几个月不发工资，无法转会，无法上诉，这是今年1月初一名中国球员的处境，也是这三年来无数职业球员的缩影。
从国足队长到普通球员，都在其中。
然而，今天的疫情已经成为过去，但中国足坛欠薪潮仍在蔓延...
使劲吃。
2022年4月29日，上港发布公告，正式宣布张加盟。在告别效力了11年的广州队时，国足铁卫动情地说:
“我经历过中国足球最好的时期，也经历过中国足球最差的时期……”
当年张带着1200万的转会费南下恒大，工资突破百万，5年后突破千万。
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和一群曾经的大牌队友不得不在等薪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。毫无疑问，张选择了后者。这种大起大落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广东人习语来形容:
“很难吃。”
对于这种情况，接触体育仲裁近10年的律师张兵很无奈。
“面对两个多月的欠薪，外援直接上诉国际足联，给了自由一个裁决。不在国内，即使欠薪持续很久，中国球员也必须上诉仲裁委员会才能获得自由。但是足协的效率真的很慢，一般都要五六个月。等仲裁结果下来，要么窗户已经关了，要么球已经很久没打了，这对吃青春饭的球员真的不公平。”
三年来，张兵透露自己处理了50多起球员仲裁，其中男足案件30起，女足案件20起。前国脚、现效力于上海的李帅就是其中之一。
2021年11月，被大连人拖欠工资一年多的李帅委托律师张兵办理此案。次年4月29日，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定大连人工资情况属实，需在15日内偿还工资，同时，给予其自由。
然而，面对这个有利的判决，李帅并不高兴，因为仲裁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距离中超转会窗口关闭只剩下4个小时了。李帅没有时间完成所有的转移证明。
那晚刚过一个小时，转会窗口关闭了，李帅成了一名无球可打的中国国脚。
四个月后，李帅加入了港口。
尽管被忽视了四个月，李帅还是幸运的。他属于国内为数不多的既有维权意识又有行动的球员，所以拿到了欠薪，被裁定为自由球员。许多人，像张一样，常常不得不在欠薪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。
另外，很多球员迫于俱乐部的压力，不敢站出来说话。
此前，一位当红国脚试图维权，但他的经纪人遭到了俱乐部老板的炮轰和诅咒。
因为足坛新一轮反腐的深入，这个老板已经被抓了。
像这样等着被“逮捕”的老板还有很多。比如一个老板手下的球员年薪2000万，他可以从中得到600万。
此外，有些俱乐部老板还会装作很痛苦的样子，向球员抱怨:
“团队会被你拖累的。这样下去，团队可能会解散，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”
但是，无论是生气还是抱怨，聪明的老板都会局限在一个范围内——国内玩家。
对于外援，他们会换上另一副面孔。
中国和外国是有区别的
2020年9月，海港外援阿赫马多夫租借加盟金门虎。半年后，球员离队，上诉国际足联，裁定津门虎拖欠工资。
乌兹别克队长从委托律师上诉，到最后拿回工资，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。除了这些劳动报酬，还有一笔可观的利息。
相反，国内球员2020年的工资要到2022年才能还清。
前国脚肖智给队友发消息讨薪。
内外有别，欺软怕硬，这是对中国欠薪俱乐部内外援最贴切的描述。
那么，是谁纵容了这样的行为呢，一位业内人士直言:
“中国足球协会。”
以阿赫马多夫案为例，他委托律师上诉国际足联。津门虎欠薪实锤后，国际足联会向球队邮箱发出纪律处罚文件。
10天内，如果俱乐部不回复并提出相关问题，国际足联将视球队认可球员的申诉和仲裁结果，这一处罚将立即执行。
因为俱乐部怕国际足联的签约限制，怕逾期太久会产生更多的利息，所以早早就把工资还了。
相反，国内球员的仲裁申请不构成国际因素，只能向中国足协申诉。上诉之后，玩家往往要等半年左右才能拿到仲裁结果。
这是因为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只有十几个，而且大多数是兼职律师、法官和大学教授。如果要一起组成三人试炼，需要给对方定好时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委员会每周举行的会议次数和委员会决定的案件结果非常有限。
国际足联的高效与足协的迟缓形成了天然的对比。
但是因为仲裁欠薪的球员和自由球员太多，足协积压的案件堆积如山。除了仲裁的低效，更让玩家挠头的是仲裁后的执行。
足协有时担心执行规则会得罪太多俱乐部，导致整个联赛的崩溃。但是职业联赛已经进行了快3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老板离职，有哪个球队退出，所以这个联赛是走不下去的。
多余的担心往往导致仲裁结果得不到执行，经常看到俱乐部一边发工资一边还在签约。冬窗夏窗，一个不落。
很多处罚掺杂了太多的人情世故，不经意间纵容了“欠薪”的风气，让老板们理直气壮地给球员打白条，通过各种手段施加压力，修改合同降薪，逐渐理顺了“免费踢球或者低薪踢球”的想法。
正如前申花门将李帅所说:“赚不属于自己价值的钱，是球员的错吗？一个球员拿着合同要工资，是不是很无耻？在这个强调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体制下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”
泡沫过后
足协自然有他们站在俱乐部角度思考的理由。与其纵容俱乐部欠薪，不如自己出钱出政策。
在和一个中超老板的对话中，他谈到了工资普遍拖欠的原因。在老板看来，不可控的疫情和房地产政策占40%，球员工资高了20%左右，另外就是中性名政策。
母公司最重要的推广项目，原来的广告位没了。这对于造血能力较弱的中超俱乐部来说，无异于切断了血管。
以国安的冠名费为例。金元时期，乐视一季拨出一亿元的金额。
其他中超球队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氛围和球市，但冠名费至少上千万。这些可以直接实现的手段都被中性名称的实现切断了。再加上疫情，俱乐部的存在完全成了一个形而上的问题，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运气了。
2021赛季开始前，冠军江苏队一度有活下去的希望，但最终因为新老投资人意见不合以及相关纠纷而夭折。另一方面，早就奄奄一息的金门虎却意外活了下来。
一些人指责已经落马的足协主席陈小元。虽然这有些武断，但足坛掌舵者的言论无疑加剧了投资者与联赛的矛盾。当时，在全国球迷面前，陈小元表示，中超甲、乙都应该是公益足球，公益联赛。
而以这样的思维领导联盟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最终我们看到的是，陈小元落马前后的职业俱乐部墓碑共有35块——江苏队、重庆队、武汉队...
而足协想用中性名字带来的球迷归属感呢？一个看了13年TEDA，常年跟随球队的球迷，在俱乐部更名为金门虎后，已经有2年多没看过比赛了。
这样的粉丝不在少数。
粉丝的离去，关注度的下降，带来了金融主的抛弃。
从5年80亿，到10年110亿，再到现在3年2.4亿，转播权价格像房地产风暴一样跌到了谷底。从每年7000万到2022年800万，中超球队能拿到的奖金越来越少。最终，足协这条大河也面临断流的危机。
在2月9日的媒体沟通会后，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主动召集媒体。他有合适的赞助和资源，记得多推荐给协会。
过去红了才三年，现在面黄肌瘦。
对于这种混乱，一位超级老板问道:
“如果几年前团队软着陆，对金元泡沫更好的还债会是更好的选择吗？”
老板走了，球队没钱了，足协也丢脸了。最终的惩罚落在了没有拿到钱的球员、教练和工作人员身上。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。
新修订的《体育法》于2023年1月1日实施，法案中增加了“体育仲裁”一章。投诉无门，现在有希望诉诸法院。
“如果以后俱乐部不服处罚，法院可以强制执行。”张兵律师说。“但像解散的队伍，就算赢了，又能拿什么主体去实施呢？”
徐泽新|西北看台